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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《物权法》表明这样一个原则：只要合法取得的财产，国家就予以保护，而不论贫富。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，它也将鼓励人们去创业或做大企业，创造更多的财富。”
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，《物权法》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，这部法律经过十三年酝酿和广泛讨论，历经七次审议，将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正式实施。随着它的正式出台，被称为“财产法”的这部法律更是成为热议的话题。３月２７日，《物权法》草案专家起草组组长、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、终身教授江平先生受天津市律师协会邀请，到津举办《物权法》系列讲座。借此机会，记者采访了江平教授，对《物权法》中人们关心的焦点问题进行解读。
保护财产权利
鼓励创造财富
在《物权法》出台之际，有人表示这只是为富人们支起的一把保护伞。对此，《物权法》草案专家起草组组长、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、终身教授江平先生并不同意，“《物权法》中所谓私人财产的概念决不仅指富人的私人财产，它的含义要更为广阔。比如，提出保护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的利益，这是保护占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；提出保护城市拆迁中房屋所有人的利益。这难道说都是属于富人的利益吗？”他告诉记者，《物权法》表明这样一个原则：只要合法取得的财产，国家就予以保护，而不论贫富。据了解，过去不少个体私营经营者存在一定的担忧，害怕一旦政策变更之后自己财产有可能被没收或追究。“《物权法》的出台应该可以结束这样的担忧。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，它也将鼓励人们去创业或做大企业，创造更多的财富。”
不难发现，《物权法》中强调的是保护合法财产，也就是说财产的取得具有合法来源，非法所得不予保护。江平告诉记者，“《物权法》应该建立在这一前提下，《物权法》所保护的财产应该推定占有人是合法的，并不需要所有人证明是合法取得的。如果有人提出异议，需要提供证据来证明，否则视为合法。”
“《物权法》的基本精神就是对财产权利的保护，尤其是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。过去我国没有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财产法律，这次《物权法》的出台填补了这一空缺，”江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《物权法》是一部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，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，全面准确体现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，《物权法》从多方面强化了对公共财产的保护，体现了宪法关于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保护的精神。
《物权法》的出台并非一帆风顺。从列入立法计划到最终通过，经过了十多年的酝酿和讨论，历经七次审议。分析其中原因，江平表示，《物权法》的制定有其特定背景，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十分广泛和复杂，这让《物权法》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最多的纪录。江平认为，通过反复的讨论、审议，《物权法》的立法体现了三种思维：传统思维、现实思维和现代思维。他解释说，所谓传统思维，指的是对财产所有权沿用了国家、集体和私人的划分方式。现实思维指的是以现实稳定为基础稳妥发展。这在农村土地物权讨论中，体现得较为明显。例如，集体土地能否出让、承包经营土地能否适当流转、宅基地及其地上建筑能否进行流通等问题，在经历了激烈的讨论后，最终还是决定以保持现状为主。相邻关系、城市社区关系等问题的处理也体现了这一思维。《物权法》的现代思维体现在两个方面，即现代市场需求的思维和与国际接轨原则。
平等保护原则
推进市场经济发展
在《物权法》中，明确提到“国家、集体、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”，其中涵盖了对国有财产、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护。“比较来说，除《物权法》外，还有很多法律都对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进行保护，例如《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》、将要出台的《国有资产法》等。对于私人财产保护来说，则更多地要依赖于《物权法》”，江平表示，《物权法》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明确了私人财产的保护范围，并把私人财产保护提升到了与国有、集体财产平等保护的位置。
作为《物权法》中争论的一个焦点，是否应采取平等保护原则也曾存在不同意见。有人认为，国家和其他民事主体不是平等主体，对国家财产应予以优先保护也有人提出，《物权法》作为私法首先应保护私人财产，按照先私人、再集体、后国家的顺序加以保护。江平认为，《物权法》中表达了两方面意思：一是进一步确定了公有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；另一方面强调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平等保护原则，这来自于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相同的权利、遵循相同的规则、承担相同的责任。“如果过分强调了对某一财产的特别保护，将破坏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。”
有专家表示，《物权法》的平等保护原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：一是物权主体的平等。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任何物权主体在设定和转移物权时，应当遵循共同的规则；另一方面，各类物权人在行使物权时，也应当平等遵循物权行使的规则。二是在物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，针对各个主体都应当适用平等的规则解决其纠纷。三是在物权受到侵害之后，各个物权主体都应当受到平等保护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发展权利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企业所有制上是公还是私，企业是大或者小，都必须要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，适用同等的法律规则，并且承担同样的法律责任，绝不能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，否则难以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。
江平认为，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，要实现三方面的平等：第一是中外平等，中国加入ＷＴＯ、两税合一等都是这一平等的体现；第二是公私平等，这里的“私”是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。第三是城乡平等，打破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。
界定社会公共利益
保障私人财产权利
近来，重庆“钉子户”的案例受到了高度的关注，恰逢《物权法》出台之际，人们也在期待新的法规是否能够妥善解决这一类问题。在人们关注“钉子户”案件的背后，实际关心的是公权力和私权利冲突时如何处理？这也是《物权法》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“《物权法》的出台就是要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。但规定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时候，可以征收征用，并给予一定的补偿”，江平认为，由于《物权法》中并没有列举什么是属于社会公共利益，目前的难点在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。“是否商业行为就属于非社会公共利益呢？这方面问题比较复杂，需要认真分析，不能一概而论，也不能将公权力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。”例如，美国上世纪２０年代修建帝国大厦，小商贩全部搬迁，后来也被视为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；美国一个小镇要修建大型药厂，有专家也表示，修建药厂可以增加小镇的就业机会，提高税收，也可理解为社会公共利益。江平认为，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不能由某个人或部门拍脑门决定，需要经历一定的程序认定。
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因，发生征收征用行为，与之相伴的是补偿问题。虽然在《物权法》中明确规定了征收征用时需进行补偿，但补偿不可能精确到让每个人都满意，因此，是否合理很难准确判定。这种情况下，也需要有公平的判断。以住房拆迁补偿为例，公平补偿意味着保障被拆迁者的居住条件和拆迁之前的条件接近，包括面积、位置等。但是，《物权法》只能规定征收征用时需要进行补偿。具体如何补偿、怎么补偿，还需要依靠其他法律法规的支持和配套。
随着经济发展、城市改造，经常要涉及土地征收征用和拆迁等问题，这时就容易出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。私人财产受其他私人侵犯比较容易解决，而私人财产被公权力侵占的话，问题就比较棘手。往往公权力比较强大，而《物权法》更多地要防止一些人利用手中拥有的公权力侵犯私权利。但江平告诉记者，公权力的强制性仍是不可否定的。虽然被拆迁人可能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，在给予了相应的救济办法之后，政府和法院可以进行相应的裁定。
《物权法》出台
重在实施
“《物权法》的通过是重要的一步，但更重要的是法律通过后的实施。”江平认为，《物权法》的实施主要依靠两条途径：首先是法院，对于财产纠纷，诉讼是最后的保护渠道，人们可以通过诉讼来保障自身的合理权益不受侵犯。《物权法》通过之后，肯定不会再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，由于其中一些问题并没有细化，最高人民法院将做大量的司法解释。第二是公权力机构将发挥重要的作用。《物权法》提出了对国家、集体、私人的物权保护，涉及公权力的问题。在《物权法》做出原则性规定后，公权力机构对于私权的保护和行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江平表示，《物权法》对于私权的保障更加具体了，包括更具体的征收征用的合理补偿规定等，接下来的重点是做好和《物权法》相配套的工作。《物权法》里有两个东西是和公权力密切相关的，一个是不动产登记，不动产登记需要经过很多行政程序；另一个是征收征用问题，在《物权法》中只能从民法、私法的角度来加以规定，而对于行政权力如何实施，《物权法》中无法规定，而且要加以制约和监督的就是这两种行政权力的行使。因此，有人建议出台《征收征用法》和《不动产登记法》。但江平表示，目前征收征用和不动产登记尚未列入立法议程，不妨先制定条例。而且，《物权法》出台之后，部分法律法规，例如各种资源法也将相应进行调整。
江平告诉记者，总体看来，我国《物权法》整体理念与国际是一致的，新增了一些过去没有的规定，如占有保护、善意取得、地域权，这都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《物权法》。但在土地物权方面，《物权法》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点，例如，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建设用地使用权、宅基地使用权等，这是国外所没有的。他表示，随着《物权法》的实施，我国距离《民法典》的形成又近了一步。据悉，我国的《民法典》草案于２００２年由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，其中包括九大部分。过去已经相继制定了四个部分，即《婚姻法》、《继承法》、《收养法》和《合同法》。此次通过的《物权法》是其中的第五个，也是其中最难的部分。《物权法》通过之后，《侵权责任法》、《人格权法》、《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》和民法总则这几个部分也将陆续出台。江平分析说，“《物权法》通过之后，《民法典》中的涉及财产权的主要部分已成形，估计剩余几个部分的审议将较为顺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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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物权法》大事记
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７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起草《民法》，作为物权中最重要的部分——“所有权”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篇。之后又相继经历两次起草。
１９９４年，《物权法》被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。
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，《物权法》草案作为民法草案的一编，与其他部分一起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初次审议。“《物权法》”替代“所有权法”，走上历史舞台。
２００４年３月，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“私产入宪”这一突破性的规定，使私有财产权上升为宪法权利。此后，《物权法》的制定开始提速。
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０日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决定，《物权法》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。这一开门立法的举措，被称为２００５年度的重大新闻之一。
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４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《物权法》草案进行了第七次审议，至此，《物权法》草案在充分吸纳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和其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，已日趋成熟。
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，经过八次审议，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式上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《物权法》获得高票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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